□記者 王錦春 付永奇

穆欣部分作品

晚年穆欣
核心閱讀:
穆欣是周口扶溝人!但是,許多周口人并不熟悉他,更不知道他曾是我國著名記者、著作家,并曾任《光明日報》總編輯。他所寫的上千篇新聞報道、通訊特寫和十幾部著作,以濃烈的感情歌頌了叱咤風云的英雄人物,記錄了中國革命歷史前進的腳印。抗戰時期,周恩來曾對他的作品給予較高評價。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的日子里,我們追尋這位周口老鄉的艱辛歷程、研讀他的戰地雄文,從中感悟人間正道、信仰之光。
“周公”同意設通訊站
抗戰時期,國民黨統治區各大城市及海外華僑報紙,經常刊載穆欣撰寫的戰地新聞,向國內外讀者傳播華北軍民抗戰的事跡。這是怎么回事?
這事需從1939年說起。當年11月,穆欣即將離開西安時,收到著名記者范長江的一封長信。范長江在信中專門談到國際新聞社成立的情況,希望穆欣回到前方后兼任國際新聞社記者,并幫助成立一個通訊站,為國際新聞社組織稿件。
國際新聞社是在我黨領導下、由周恩來直接參與策劃,以“青記”(即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會員為骨干,于1938年10月成立的進步新聞機構。范長江的來信誠懇熱情、充滿信任,讓當時還是新聞新兵的穆欣深受感動。
穆欣離開西安后,經延安準備回到呂梁山區。然而同年12月,閻錫山發動晉西事變,調集大批軍隊進攻我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呂梁山區是其首先發難、重點圍攻地區。穆欣一時被阻于延安。待我軍在呂梁山區重創閻錫山軍隊并轉往晉西北后,穆欣才準備動身歸隊。
范長江得知這個情況,又從重慶經由我黨內部交通線帶來一封長信,提出國際新聞社在陜北和華北抗日根據地發展業務的具體計劃。其中明確,由穆欣擔任晉西北通訊站主任兼特派員,負責組稿范圍涵蓋陜甘寧邊區、晉綏邊區及晉察冀解放區。他在信中還特意說明,這個計劃是經過“周公”同意的。“周公”就是當時擔任中共南方局書記的周恩來。穆欣欣然接受了這一使命。由于戰時郵政匯兌不便,范長江的重要信件和國際新聞社撥付晉西北通訊站的經費,都是經由我黨內部交通線傳遞,有時甚至借助周恩來返回延安之便,請他帶到延安,再由內部交通員轉交晉綏分局組織部門遞達。有的信封上還有周恩來的簽字,可見這項工作始終受到他的直接關懷。
1939 年年底,穆欣受聘為國際新聞社特派員,同時開展國際新聞社的業務。從此,他在硝煙彌漫的戰場上,開啟了自己的戰地記者生涯。
周恩來稱贊他的作品
在擔任《抗戰日報》采訪部主任期間,穆欣同時以國際新聞社晉西北通訊站主任的身份活躍于抗戰前線,寫出大量反映各抗日根據地戰爭與建設的通訊和散文。1940年八路軍百團大戰期間,穆欣帶領國際新聞社晉西北通訊站記者組織了大量稿件,每月二三十篇。1940年,他在《新華日報》發表通訊《一位民族女英雄》,記述了譽滿華北的華僑女英雄李林壯烈殉國的事跡。1942年4月,他又在《大公報》發表《冒險者的“憂郁”》,以第一手材料揭露侵華日軍士兵的苦悶、憂郁與墮落,傳遞出日軍走向衰敗的信號。穆欣從前線發出的報道,真實、客觀、生動地將敵后抗日軍民的英勇斗爭傳播至全國乃至全世界。
1941年皖南事變后,國民黨非法查封國際新聞社和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國際新聞社工作被迫中斷。穆欣以個人名義繼續與大后方數十家進步及中立報刊保持聯系,持續傳送稿件。到1943年秋,他共向大后方報刊供稿百余篇,廣泛反映了晉綏及華北抗日根據地的真實情況,在國民黨統治區傳播了共產黨和八路軍的政治影響。由于這項工作進展較快、成效顯著,得到上級領導鼓勵。
1943年秋,周恩來回到延安后不久,特意托人向抗戰日報社社長及中共中央晉綏分局傳達對穆欣的贊揚:“穆欣同志這幾年向大后方報紙寫過不少介紹敵后軍民堅持對敵斗爭的通訊,對于粉碎國民黨污蔑我們游而不擊的謠言,起了好的作用。”
烽火硝煙 穿梭采訪
1946 年夏,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此時穆欣調任新華社特派員,到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部所轄地區隨軍采訪。在此期間,他寫出了一批較有影響的報道。
1946年5月,晉綏解放區領導人賀龍回到興縣,穆欣前去作專訪。他在文中寫道:“賀龍帶著他的特有的愉快爽朗的聲音,已經矯健地從房子里走出來。他還像以前那樣的健碩,豐潤的臉上泛著紅光,蓄著一抹濃黑的胡須,嘴里銜著木制的煙斗,依然是精力充沛,神采奕奕,兩眼射出溫和愉悅的光輝。這使所有惦記著他的人們,見到、聽到都是無限歡愉、欣慰的。”這段精當的描寫,向讀者傳遞了我軍高級將領親民的情懷、必勝的信心。
1946年7月,陜甘寧晉綏聯防軍政委關向應不幸病逝。穆欣很快寫出長篇通訊《忠心耿耿 為黨為國——悼念關向應同志》,以飽含深情的筆墨,講述了關向應短暫而光輝的一生。文章真實記錄了晉綏邊區各界群眾追悼關向應同志的大會場景。前來吊唁的軍民“一個個熱淚模糊了眼睛,悲痛壓抑著心胸,哀思縈繞在腦際……”真實展現了人民群眾對黨的深厚情感。
11月15日,新華社總社向各分社及特派記者發出《特派記者工作簡單總結》(簡稱《總結》),通報了特派記者工作情況,表揚了朱穆之、陳笑雨、楊賡、穆欣等人的成績。《總結》中指出:“穆欣派赴晉北綏蒙一線采訪,因情況多次變化,又忙于行軍,客觀上給采訪帶來諸多困難。自9月22日至10月4日共來稿8篇,總社采用6篇,另兩篇因時間已晚未用。總社特派記者工作是為加強解放區對外宣傳而建立的,穆欣等特派記者在采訪報道中取得佳績,為加強這一工作提供了好的經驗。”
全面內戰爆發后,蔣介石調派大軍進犯解放區。記者需冒著炮火奔赴前線,穆欣從山西興縣出發,單槍匹馬走了900多里,到達大同前線。11月,陳賡率領太岳縱隊協同王震所部,發動呂梁戰役,保衛延安。為了采訪,穆欣又獨自一人從晉綏解放區最北線到達南線,行程2100多里,沿途經過敵占區和新解放區,一路與敵人、特務、地方武裝斗智斗勇,歷經艱險。這段長途跋涉讓他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資料,也成就了他對陳賡部隊的首次采訪。
1947年2月至3月,穆欣從呂梁前線獨自前往延安,行程上千里,向新華社總社匯報工作。在延安的一個月里,他同分管特派記者工作的新華社副總編輯范長江有過十多次接觸,其中九次為單獨交談,主要是交流有關報道業務方面的問題,也包括三次關于個人經歷與思想作風的長談。令穆欣尤為受益的是,范長江針對他提出的問題及對軍事報道的改進建議,在一次小型會議上系統闡述了軍事報道的方向與方法。當時各解放區被敵人分割,信息不暢,能直接聽取總社領導的指導,穆欣深受啟發,印象深刻。
跟隨陳賡 挺進中原
由于戰局急劇變化,1947年4月中旬,穆欣從興縣出發,繞道戰火紛飛的晉西南,獨自跋涉1900多里山路,于6月中旬抵達山西翼城陳賡部隊駐地。
7月,中央軍委命令陳賡率部隊挺進豫西,配合劉鄧大軍、陳粟大軍橫渡黃河,挺進中原。與此同時,新華社總社指示穆欣籌建新華社豫陜鄂野戰分社,擔負隨軍報道任務。
在行軍途中建起的分社只有3名專職記者。為解決人手不足問題,穆欣想出一個辦法——創辦戰地記者“速成班”。分社從部隊中選拔一些有培養前途的戰士,要求他們一手拿槍、一手拿筆,在參加戰斗的同時為分社寫稿。分社定期點評稿件,幫助他們總結采訪與寫作經驗,在實踐中培養新聞人才,并將表現突出者留任分社。這一做法頗見成效,解決了人員短缺的困難。
1947年8月至9月,穆欣率領新華社豫陜鄂野戰分社跟隨部隊進軍中原。在一個多月的時間里,他們渡過黃河,躲避敵機掃射,在山區冒雨行軍,在緊張危險的環境中堅持采訪寫稿,通過電臺向總社發稿,受到了表揚。在豫西前線,穆欣身先士卒,采寫了大量戰地報道與評論,第一時間向外界傳遞陳賡所部的一個個捷報。
從1947年下半年到1948年年底,陳賡率部發展鞏固中原解放區,挺進淮海戰場,參與圍殲黃維兵團……穆欣帶領記者深入火線與指揮一線,記錄我軍將領的指揮藝術,報道戰士英勇作戰的動人場面。
隨軍采訪三萬里
1949年春,陳賡所部整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第四兵團,原新華社豫陜鄂野戰分社改稱第四兵團分社,穆欣繼續主持分社工作。兵團所屬的三個軍分別建立新華社支社。陳賡率領這支英雄的隊伍先后參加渡江、解放南昌、解放廣州等戰役,并挺進大西南。穆欣與記者們全程隨軍,親歷了每一場驚心動魄的戰斗。
到1950年2月穆欣隨部隊進入昆明時,他已在解放戰爭中隨陳賡部隊轉戰15個省,行程達3萬里。在這段時間內,他撰寫了一大批作品,真實客觀地報道了人民解放軍以摧枯拉朽之勢解放全中國的壯闊歷程,成為后人了解那段歷史的珍貴資料。
在《千里追擊線上》一文中,穆欣記述了第四兵團行進至江西弋陽——方志敏故鄉時的見聞。聽說當年的紅軍回來了,老表們爭先恐后地跑來迎接,痛訴敵人的暴行。方志敏起義后,其家鄉湖塘村遭敵軍燒殺搶掠13次,全村70多戶人家,有50多戶被滅門。方志敏的父親方高翥被折磨至死,弟弟方志慧在紅十軍的一次戰斗中英勇犧牲,到解放時,家中只剩73歲的老母親金香蓮,在敵人的迫害下苦熬近16年。
穆欣的長篇通訊《“又照秦淮一葉楓”》,全面記述了方志敏的革命生涯:從點燃家鄉農民運動的烈火,到舉起贛東北的紅旗,再到率領北上抗日先遣隊,直至獄中堅持斗爭,完整呈現了方志敏偉大的一生。這也是較早全面介紹方志敏的重磅文章。
1949年5月南昌解放后,第四兵團分社隨工作隊進城采訪。當地報紙均已停刊,分社在完成總社發稿任務的同時,迅速籌辦《南昌新聞》報,宣傳黨的政策,報道國內外要聞,傳播解放軍渡江后取得的勝利和戰士們的英勇事跡,頗受市民歡迎。
在南昌停留的五日里,陳賡重訪南昌起義舊地,思緒萬千,興致很高。應記者請求,陳賡暢談參加南昌起義前后的經歷。穆欣在《堅貞不屈》一文中,生動再現了陳賡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在鄂豫皖蘇區指揮作戰、拜訪魯迅、獄中斗爭以及南昌痛斥蔣介石等片段,情節曲折,引人入勝。
這一時期穆欣的大量戰地報道,既是第四兵團一路勝利的“戰報”,也是人民軍隊解放全中國的歷史縮影。他的筆下有贛江西岸追殲桂系匪軍的戰斗,有重回井岡山的喜悅,有翻越五嶺的豪邁,有解放廣州的激情,有滇南追殲,有西昌勝利,有進軍貴州,有凱歌云南……
1950年2月,第四兵團進駐昆明時,新華社第四兵團分社已初具規模,不僅創辦了《國防戰士》報,還成立了國防出版社和印刷廠。穆欣擔任云南省軍區國防戰士報社社長、軍區新華分社社長,并兼任新華社云南分社社長。
3月至5月,《云南日報》逐日登載穆欣采寫的解放軍向大西南進軍的報道。在日常報道工作十分緊張的情況下,他每夜堅持撰寫連載稿件,同時還寫出了《南線巡回》《進軍大西南》等作品。
朝鮮戰場 指揮報道
1951年春,穆欣受命擔任志愿軍第三兵團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兼新華社志愿軍總分社第三兵團分社社長,赴朝鮮前線指揮采訪。5月上旬到達朝鮮北部駐地時,已是抗美援朝第五次戰役后期。此前,侵朝美軍被中朝軍隊壓制在“三八線”以南,美軍被迫向中朝統帥部正式發出和談照會,聲明愿意派遣代表進行停戰談判。經過幾次協商,最后確定7月10日雙方在“三八線”附近的開城地區舉行談判。
由于事發突然,加上戰火阻隔,從國內前來采訪報道談判的新聞同行無法及時抵達開城。志愿軍政治部便指派穆欣等三名記者先趕往開城進行采訪。穆欣7月7日接到通知,當晚就乘吉普車冒著美國飛機的轟炸,穿過彈坑累累的公路,于黎明前趕到已被美機炸成廢墟的開城,成為最早來到開城板門店采訪的三名中國記者之一。
在談判現場,穆欣等三名中國記者和為數不多的朝鮮同行,成為以美國記者為主的100多名西方記者追逐的目標,后者試圖從他們身上炮制一點“獨家新聞”。西方媒體的報道中不時會提到中國記者的情況。槍聲雖然暫時停歇了,談判現場仍火藥味十足。穆欣等人保持高度警惕,與西方媒體進行一場特殊的戰斗。
1952年年初,穆欣調離分社返回北京。他的同事們繼續深入前線,甚至到離敵陣地不遠的哨兵崗位,采訪最可愛的戰士,報道了黃繼光、邱少云等眾多戰斗英雄的事跡。
1953年5月至1957年10月,穆欣先后任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政治部宣傳部部長、中央高級黨校新聞教研室主任。1957年11月,他調入光明日報社工作,先后任副總編輯、總編輯、黨組書記。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遭受不公正對待。
1979年,穆欣任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副局長兼人民畫報社社長、總編輯。
新聞老兵 傳記高手
1984年,穆欣離休。這位新聞戰線上的老兵退而不休,仍保持著戰地記者時期的作風。憑借充足的時間與多年積累的豐富素材,他迎來了又一個創作豐收期,相繼寫出《拔劍長歌一世雄——續范亭生平》《王震傳》《關向應傳略》《歷史巨變中的周恩來》《隱蔽戰線統帥周恩來》《王震的三次長征》《林楓傳略》等多部傳記作品。這些傳記史料珍貴、內容扎實,廣受讀者好評,成為當代傳記文學又一個高峰。這份碩果,其實早在多年前就已埋下種子。
1984年,穆欣出版了60余萬字的《陳賡大將》。該書的創作源頭可追溯至1946年。自進入陳賡部隊起,穆欣便開始有意識地搜集與該部隊相關的報刊、文件、書籍,乃至外國記者、作家及敵方媒體的記載,希望有朝一日能將陳賡的傳奇一生付諸筆端。然而戰事頻繁、轉徙不定,這一心愿未能早日實現,但穆欣始終未放棄準備。行軍作戰中每次精簡行裝,他寧可舍棄衣物用品,也要將這些資料妥善保存。
陳賡從朝鮮戰場回國后,穆欣有了更多與他接觸的機會。每次登門拜訪,穆欣總是不斷追問其過往經歷,陳賡也總是耐心解答。當時談話涉及的某些事情,手頭若有文字材料,陳賡便找出來給穆欣作參考,以節省談述時間。有一天,陳賡從書房里拿出幾冊自己寫的日記,其中有他當旅長的時候在太行山上寫的,也有擔任兵團司令員時在長江兩岸寫的,還有作為中央代表前往越南期間寫的。他把這些日記放心地交給穆欣。穆欣得此“寶貝”,珍愛有加,更增添了寫好陳賡傳記的信心。幾經曲折,幾度劫難,1984年,《陳賡大將》正式出版。歷時38載,穆欣終于為讀者、為歷史留下了一代名將陳賡“鮮活的面容”。穆欣在后記中特別寫道:“以此書表達對陳賡深切的懷念和由衷的敬意。”
穆欣一直對民族英雄吉鴻昌充滿敬意。他早年在吉鴻昌創辦的呂潭中學就讀。1931年年底吉鴻昌回鄉為父奔喪主持葬禮的情景,1932年吉鴻昌所著《環球視察記》在師生中深受歡迎的盛況,1934年年底吉鴻昌被國民黨殺害的消息傳來時全校的悲憤與哀痛,都給穆欣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經過幾十年的革命生涯,穆欣愈加佩服敬仰吉鴻昌,決心為吉鴻昌將軍立傳。他認真研讀吉鴻昌夫人胡洪霞所贈的《環球視察記》,在1952年寫成《吉鴻昌將軍》一書,成為新中國成立后較早全面介紹吉鴻昌的傳記。1984年,吉鴻昌英勇就義50周年之際,《環球視察記》再版,穆欣飽含深情撰寫序言,全面回顧了這位民族英雄的光輝一生。
廣積資料 精品迭出
縱觀穆欣的一生,“新聞”幾乎是貫穿始終的主題。從思想覺醒時在百泉鄉村師范學校嘗試創辦副刊,到剛參加革命在呂梁山主編“戰斗”系列報刊;從“我的大學”里創辦黨報,到抗日烽火中以筆為槍;從作為戰地記者記錄解放戰爭的壯闊進程,到率隊采訪報道抗美援朝的英勇事跡——新聞,是他一生的志業。
從一名自謙的“新聞學徒”到新聞大家,除了時代的磨礪、黨的培養,他還有哪些成功的秘訣?又能為年輕一代帶來怎樣的啟示?
在老一輩新聞工作者中,穆欣的一大特長是注重積累資料。他的作品以資料翔實、敘事生動見稱。為什么要特別重視積累資料?晚年的穆欣給出過答案。
“資料是文章的糧草。無論是新聞報道還是系統著述,都需要在資料的搜集和分析上下功夫。積累資料可以幫助記憶,記者進行訪問的時候,應該立即寫下你要記住的東西。”
抗戰時期,穆欣曾在垃圾堆中偶然發現一張殘破舊報,上面刊有日本向我國淪陷區移民的報道,他當即撿起夾在手冊里。不久后在寫一篇通訊時,這張報紙所載的數據與事實,為他提供了極為寶貴的依據。
“我一面進行當前的采訪寫作,一面著手積累,行軍每到一地,即使是一張布告、一幅照片,也注意收集,尤其注意積累自己可能長期接觸的地區和單位的歷史發展及某些人物的經歷,胸中有了長遠的目標,眼前看來用不上的東西,將來就可能用上。”穆欣還養成一種習慣,每次采訪回來就把筆記重新整理一遍,作為資料保存,即便后來擔任《光明日報》總編輯,仍堅持這樣做。
1943年整風運動期間,受“左”的思潮影響,穆欣被下放到資料室“幫忙”。在被迫停止采訪的兩年間,他如饑似渴地閱讀資料室收藏的圖書、報刊,增加知識儲備,并對所有資料進行了系統整理,借此進一步熟悉了晉綏根據地的歷史和各方面情況。1946年春,黨中央通知每個解放區寫一本記述本地區創建、發展和現狀的書,要求一個月內印出。穆欣因前期扎實的資料積累與思考,僅用一周時間便獨自完成10多萬字的《晉綏解放區鳥瞰》,隨后又寫出了20萬字的《晉綏解放區民兵》。
勤于學習 嗜書如命
勤于學習,是穆欣同志的鮮明特質。他曾說:“我喜歡跑書店,也愛上圖書館,望著一排排擺滿各種書籍的書架,置身于書的海洋里,就會感到自己的渺小,知識的匱乏。”他早年失學,戰爭年代又長期生活在山區農村的敵后根據地,買書不易,只能借書抄錄。直到離休,他的書架上仍珍藏著幾本抗戰時期的手抄本,黃色土紙上一行行鋼筆字跡工整如初。他幾乎沒睡過午覺,也很少完整休息過一個周日,大多利用這些時間讀書補課,直到晚年。
在穆欣晚年珍藏的圖書中,有一本書陪伴他走過了40年風雨。它是捷克著名的新聞記者和報告文學家基希所著、周立波翻譯的初版本《秘密的中國》。書的封皮早已脫落,被他用不很厚的牛皮紙重新包裹。封底大片油漬,扉頁和版權頁也已遺失。原目錄破損脫落后,他將那裁切下來、僅存題目與頁碼的紙片,依舊珍重地夾在書中。全書270頁,近三分之二因油漬而紙張變色,這是當年他在根據地夜讀時,不慎撞翻麻油燈留下的痕跡。
這本書是1940年1月出版的,到穆欣手里大約是在1942年。在晉綏解放區,它隨穆欣在黃河兩岸度過幾個不平常的春秋,之后又伴他遠赴西南邊陲的昆明,隨志愿軍跨過鴨綠江,最終進入北京。
穆欣一生珍愛這本小書,并非偶然。這本書所寫的雖然多是人們常見的平淡無奇的事物,但作者以敏銳的觀察與犀利的筆鋒,揭示出平淡背后的“秘密”,令中國讀者拍案叫絕、感到新穎。
晚年,穆欣撰寫《一本書的不平常經歷》一文,講述他與這本書的“交情”,被收入20世紀80年代出版的《中國記者叢書》之《穆欣通訊選》。這本看似普通的小書之所以成為他的心頭摯愛,不僅因其年代久遠,更因它曾給予的智慧滋養與方向指引——于他而言,此書是老師,亦是摯友。穆欣晚年再三提醒:一個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不能沒有書,不能不讀書。讀書,是一種美德,是文明的表現。
穆欣少小離家,對于家鄉十分牽掛。晚年,他多次熱情接待來自家鄉的訪客。他曾向扶溝縣圖書館捐贈珍貴圖書,希望用精神食糧回報故土的養育之恩。
2010年9月,穆欣因病逝世。他的作品、精神、風范,永遠銘刻在人們心中,長存不朽。②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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